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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作家熊育群来惠举办专题讲座 "我的一生在我

  谈起文学创作,熊育群坦言,文学不应做时代的旁观者。
本报记者陈可可 摄

  谈起文学创作,熊育群坦言,文学不应做时代的旁观者。 本报记者陈可可 摄

  近日,著名作家、广东省作协秘书长、广东文学院院长熊育群受惠州市作协之邀,在惠州作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、惠州设地级市30周年——“文学照亮生活”创作专题讲座。讲座期间,熊育群接受了笔者采访。

  谈更新

  我们走得太快,要停下来等等灵魂

  问:您在惠州的讲座,讲到作家当下的焦虑与困境,谈时间焦虑、社会焦虑、文化焦虑等,作出当下社会越来越焦虑的判断。作家不应该仅仅是焦虑的见证人和记录者,更应发掘人们被焦虑所控制的原因,您认为人们被焦虑所控制的原因是什么?

  答:更新换代成了我们时代的常用语,电器、软件、电脑、手机……更新之快,像滚石下山,裹挟着一切,越来越快地翻滚,让生活眩晕、惶恐不安、捎带歇斯底里。我们的价值观、伦理观、生活方式亦如万花筒式的呈现,促成了代际差别,从十年缩短到三五年一代。

  文学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显得特别绵软无力,像是时代的旁观者,但它也在这样的背景中急骤变幻。不知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抒情,那种绵延的、贴近心灵的、舒缓而美好的情感不再从文字中呈现,那些闲雅、节奏从容的文字从我们的视野开始消失……

  数千年来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,诗意的自然充满灵性与神性,自然与人类精神相通而升华出审美的境界,中国艺术高最之境天人合一,那是人与自然的最高相遇,但如今,自然如水一样从文字的石缝间漏落,那种对于自然崇敬而富诗意的描述与发现,不再激发语言的潜能与它无穷的可能,我们正转过身来只面对人类自身甚至只是身体,我们正从这个世界的广大走向狭小,欲望化的叙事洪流一样淹过了这个世界无尽的丰富。

  离开自然,我们丧失了天地观、时间观以及敬畏感,不再寻求永恒,只求及时行乐、娱乐至死。一个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的世界——— 我们在强大的利益与科技主义驱动中,以一种近似疯狂的速度,滑到了这一低地泥淖。要说原因,这都是原因。当然也不只是这些原因。根本的是我们走得太快,要停下来等等灵魂了。

  谈游历

  人生多些经历,就多了生命的内容,等于延长了人生

  问:最近,《文艺报》推介了您刚出版的诗歌《我的一生在我之外》,您青年时期写诗步入文坛,该诗集收录了您近年创作的诗歌百余首,这些作品与您年轻时写的诗歌有什么区别?还有,请谈谈这个书名《我的一生在我之外》。

  答:我青年时期写诗步入文坛,诗歌在《诗刊》、《星星》、《绿风》等诗歌刊物大量发表,出版诗集《三只眼睛》,诗作收入 《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》《青春诗历》等重要选本。这些年,我在创作散文、小说之余,仍致力于诗歌的探索。这部诗集收录了诗歌94首、长诗3首、赋4篇,分为“我的一生在我之外”、“在春天旅行”、“分手”、“西部阵风”、“南方木棉”、“欧洲的钟声”、“非洲的眺望”、“长歌”、“赋”等9章。与早年的诗歌相比较,这本诗集以现代意象表达日常,以个人视角切入生活,更加充满了生命的空濛、流动、哀伤与疼痛的气息,有个人性的鲜明表征。至于用“我的一生在我之外”作书名,名字来自同名的诗,诗中有一句“像茉莉的花香在茉莉花外,我的一生在我之外”,前一句比喻了后一句,这样就不难理解其意了。

  问:前些年读过您的散文《路上的祖先》,很是震撼,一看标题都非常好了,再读内容,仿佛听到了迁徒的跫音。《路上的祖先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谈谈您的写作动因?您还有一大部分散文是写西藏的,为什么您的很多散文都以西藏为书写对象?

  答:这些年我主要写散文和小说,散文是非虚构文体,必须深入生活。很多题材是我遭遇来的。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的原因。历史深处的大迁徙,现实生活里并没有完全消失,我从客家人的生活里发现了大迁徙对他们的巨大影响,也从西南地区偏僻的村庄发现了当年个体的迁徙,于是,有了大量迁徙题材的书写。

  我常常一个人上路,有时连目的地也不定。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否遇到什么,或者是否能够写作。很多题材是遭遇来的。我是一个讲究自然而为的人,我的行动只为我的人生而作出,我不会为写作而去行动。作品只能是人生的副产品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写作,也绝不会因为写作而影响行动。譬如旅行,我只考虑哪里足够吸引我,其他是次要的。人生重要的在于经历,多些经历,就多了生命的内容,等于延长了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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